去年，北京暴雨淹城再次引發了人們對城市公共安全問題的關注。
其實，近年來城鎮化進程加速，“城市病”頻發，如交通擁堵、雨天內澇、不合理設計或不合格設備暗藏安全隱患等等。在追求城市形象與GDP之外，我們應該如何認識城市公共安全問題，又應該如何從制度、技術和公眾參與等各方面促進這些問題的有效解決?
在公共安全管理中，應該確立什么樣的戰略觀念，是探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戰略的首要問題。同濟大學副校長伍江教授伍江認為，當前我國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的關鍵問題恰恰是戰略的缺失，公共安全管理沒有擺上城市發展應有的戰略地位。
伍江強調，城市是人的城市，城市的公共安全問題，講到底還是人的問題。現在人們對安全的敏感度提高了，對城市的破壞力也提高了。但一旦災害來臨，人們的減災能力卻沒跟上。他呼吁城市應對避難空間做出充分的指引，并建立一個防災的統一信息平臺。
中國城市化的規模和速度是史無前例的，由此給城市公共安全帶來了新問題和新挑戰。對此，伍江認為，中國現在要做的，就是盡可能把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有過的經驗和教訓都用到中國的實踐中來。今天的中國不能再像經濟發展初期那樣為了快速發展而適當降低標準，而必須是高標準，能到世界最高標準就做到世界最高標準。
伍江最后談到，城市起源于防御，“筑城以衛君，造廓以守民，此城廓之始也”。因此，從理想主義的城市出發，安全是一座城市最低限度的要求，是成就一座好城市的必要條件。
人們對安全的敏感度提高了，對城市的破壞力也提高了
文匯報：公共事件的頻頻發生，使城市安全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您如何理解城市公共安全的特點和內涵?
伍江：安全是一個基本的需求，城市是人口集聚的地方，生活、生產行為集聚于此。因此，與人口密度比較低的地區及非城市地區相比，它對安全的要求更高。城市越大，它的安全要求也越高，它的安全帶來的影響力也越大。
從城市生活本身來講，安全有幾方面的要求：一是應對不同的安全問題要有不同的安全措施。應對自然災害與應對人為災難不一樣，應對水災與應對火災又不一樣，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要有不同的措施去應對相應的安全問題。
二是，當災害來臨時，需要在第一時間做出反應。其實，現在我們許多城市都有安全防范的措施，比如，城市規劃對建筑、交通設施都有安全規范，如抗震、防火等等。許多災害造成生命巨大損失都是因為人們在第一時間沒做出反應。像北京、上海都做過應急預案，而且在大家重視的時候的確可以解決問題。一旦忽略或者麻痹了，救災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三是，要提高城市的安全感。像北京水災幾十人遇難，雖然對幾千萬人口的城市來講這是個不大的相對數字，但是具體到每一個人，都是生命，所以對于公眾而言，有一個安全感的問題。我們一般評價一個城市安全與否，主要是看城市中的人是否有安全感，是否覺得在災難來臨時有足夠的安全感。因此，要重視提高城市的安全感。
文匯報：近年來人們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城市公共安全新理念，比如“新型公共危機觀”，“公共危機文化”，“大公共安全理念”，“城市安全發展的核心戰略理念”等等，您如何評價這些新安全觀?
伍江：城市的公共安全問題，講到底還是人的問題。城市是人的城市，必須以人為本。所謂新的安全觀與傳統的安全觀有所不同，不是說增加了許多安全觀。其實，人對安全的要求始終是一樣的。關鍵是，隨著生活水平、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現在人們對安全的敏感度提高了。20年前上海每次下大雨都會淹，幾十公分高的水雖不至于淹死人，但由于淹水而引起的火災觸電事故是很多的。但是，當時人們對此好像也不太敏感。
不光是人們對安全的敏感度提高了，新型的安全觀還跟我們自己對城市的破壞力提高了有關。比如，隨著城市發展，城市地面的硬化比例現在很高。硬化地面是指加工過的地面，如道路、廣場、造房子的地方。城市地面硬化使城市失去了土壤的自凈作用，而且不能通透雨水。本來，城市最佳的防水就是水滲透到地下去。現在城市變成最不能吸納水的地方，有雨就澇。提高城市的排水系統等級固然重要，但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在于讓城市擁有自我吸納的排放能力。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盡量避免鋪設硬化路面已成為世界城市建設的共識和做法。但我們的城市建設中還存在大規模無節制的地面硬化，比方說很多城市喜歡大廣場，每一座建筑造完之后，可能前面只需要一個小小的進口，卻一定要建一個巨大的廣場。一座建筑這樣沒關系，如果幾萬棟房子都這樣的話，這個城市的防水災能力就可想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