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汶川地震發生后，我們依然記得，無數志愿者帶著一顆焦灼和大愛的心，進入災區展開志愿救援活動，但因為各種原因，或者是專業技能缺乏，或者是災區的受災情況嚴重導致志愿者后勤保障不能跟上，最后一些志愿者反倒是成了被救援的對象。
目前我國的救援基本上是以110、120為主的政府應急救援體系。然而，日漸興起的民間組織多為自發行動，缺乏一個管理層面的引導和疏通，由于是自發的行動，在救援前期的準備中，缺乏與前方的溝通，在行動組織中難免盲目，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
為此，政府相關部門應對民間組織進行規范。將民間救援組織納入應急救援體系，加以規范管理和行動協調。政府相關部門，如110、120要建立與不同類型的民間救援組織的聯系，一旦有群眾求助或突發情況，在政府專業機構投入的同時，也要求民間救援組織參與，增加救援力量，提高救援的成功率。
除此之外，政府部門還應在經費、培訓等方面給予扶持。應給予民間救援組織一定的經費援助或提供設備，幫助其提高救援能力，對民間組織開展救援時的人員物力、財力投入應有適當的補償;對參與救援表現優秀的民間組織和個人給予獎勵。開展對民間救援組織的培訓，盡快提高和完善其救助技能。各地開展的應對突發事件的演練及各類救援演練應組織民間救援隊伍參加，提高政府部門與民間組織的配合協調性。
【拒絕煽情，媒體報道需要走出情緒化】
雅安地震發生以后，大量媒體從業人員涌入災區，無論是電視直播，還是報紙不惜版面的大規模報道。畫面依然是滿目瘡痍的斷壁殘垣，依然是被倒塌的墻壁掩埋的生命，依然夾雜著手術室搶救生命的鏡頭，文字依舊細膩的讓人流淚，一張張面對著失去家園失去親人傷痛的面孔，還在傳遞著堅強和樂觀。不得不說，一場災難再次被媒體賦予了太多的悲情、過多的悲壯。仿佛這不是一場現實的災難，更像是虛擬的“秀場”。
就在地震發生之后的幾個小時，就有人追問“地震報道還要多少年才能學會冷靜”。
“我從來沒有在日本的電視上看到什么‘感人’的畫面。”旅日專欄作家唐辛子在博客中寫道，“我只看到不斷報道還有多少人需要救援，死亡人數又增加了多少，專家分析和官方發言人講話，偶爾電視里會出現采訪受災者的鏡頭，但大都是安坐在避難所的避難者，他們說得最多的是：我們還需要水，需要食物，需要快些得到周圍的信息……”
至于災害中常見的企業和個人捐款，日本媒體則一律不予報道。NHK駐北京記者北川熏說，在日本從來看不到企業家們拿寫著捐贈數額的牌子在鏡頭前亮相的場景。“我們不會辦類似的儀式。”北川熏說，“如果他們真的只是想捐錢，那么偷偷地捐錢也一樣可以達到目的;如果他們想起一點廣告宣傳的作用，要么可以把消息掛在自己的網站上，要么可以在報紙上買廣告版面公布——廣告行為用廣告版面是最好的。”“在這樣緊急的災后報道中，國民需要的信息才是我們要報道的。”北川熏進一步指出，“NHK是公共電視臺而非國家電視臺，也就是說，我們考慮最多的就是國民，最怕失去的也是國民。”
實際上，媒體的社會責任應該更多的體現在專業精神上。
【讓應急反應措施與地震損害更為匹配】
2006年1月，國務院發布《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總體應急預案將突發公共事件分為四類：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運行機制一般是依據突發公共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緊急程度和發展勢態，劃分為四個級別：I級(特別重大)、Ⅱ級(重大】、Ⅲ級(較大)和Ⅳ級(一般)。
在總體應急預案基礎上，國務院同時發布了25個專項預案和80個部門預案。其中的《國家地震應急預案》適用于地震災害事件(含火山災害)的應急處置。本次四川省啟動的I級地震應急響應即是由《國家地震應急預案》規定的。
目前，由于震級、震源深度、震中人口密度、房屋結構和質量等決定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的因素較多，所以震后短時間內不能準確掌握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震級在震后幾分鐘內可以用地震儀器測定，所以通常以震級作為主要判斷標準。
現行的預案對抗震救災指揮部的設置也有具體的要求，由政府各職能部門分別牽頭，一般分為十個組，負責搶險救援、醫療、人員安置、交通運輸保障、次生災害防護、社會穩定、傷員手術、宣傳報道以及協調外來援救隊伍等事項。這樣使政府部門的權、責都非常明確，每個救災階段的工作也相對清楚。
實際上，災區的救災力量并非越多越好。如果省、市(州)、縣組織架構不精細，協調不好，救災力量也可能相互對沖。應急的同時要強調最小的成本——行政成本要小，物質消耗要小，動員人力、動員社會幅度要小。根據災害損失的等級，制定合理的應急措施才是關鍵。
【結束語】
與五年前的汶川地震相比，雅安地震后我們或許多了幾分冷靜和淡定，但是在面對自然災害時，多思考一些，多做一些改進也許可以挽救更多生命，避免更大的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