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瞬之間，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已經兩年，可以想象得出，面對“3·11”的周年祭奠，善于借助“事件”來普及國民災難文化意識的日本，將會上演更多的“節目”。但筆者認為，作為中國國民，我們又該有何思考呢?經過對日本“3·11”災情及應急處置的審視，通過針對中國“5·12”汶川大地震與日本災情的多方面比較，筆者認為，日本巨災啟發的是全球性新一輪在聯合國指導下的防災減災對策的制定。它正如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科學家普雷斯特向聯合國的建議——可否在20世紀90年代，在全球范圍內舉辦“國際減災十年”活動。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國際減災十年”主要是以應對自然災害為主，那在21世紀的10年代，全世界應矚目的則是“人工災難”及綜合減災問題。因為迄今為止，已有太多的城市災害告誡人類：城市安全屢屢被“絆倒”的原因不是別的，恰恰正是人類本身。在日本“3·11”復合巨災周年之際，人們在分析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時，已越來越感到任何一國的災難是人類發展的共同威脅，需要全球一致共同應對，這里突出有五大啟示。
1.要重新認知缺陷
日本突發的地震海嘯讓人再次想到巨災，在大災的澤國與火海面前，人類確實如同沙盤一般不堪一擊。號稱世界上第一大震級的“3·11”地震，多次誘發海嘯，它讓人類再次讀懂，海嘯是海平面矗起的水墻，排山倒海而來，猶如死亡之浪，是地球的終極毀滅者，剎那間使萬物皆淹，真實地上演了《日本沉沒》及《2012》的災難大片。據目前的保守估計，此次9級巨災的破壞能量是造成近10萬人死亡的我國汶川地震(2008年)的20多倍，是造成6000多人死亡的日本阪神地震(1995年)的256倍，是2010年造成20多萬人死亡的海地大地震的700倍，更是造成24萬人死亡的廣島原子彈(1945年)爆炸力的1.1萬倍，這難道不是《2012》電影場景的現實預演嗎?無論是驚天霹靂，還是日漸升級的種種黑暗焦慮的籠罩，無論是2012年或者2013年，都不再是謊言下的末日場景，它成為一種預言和警示，它告誡人類：自你做了地球“霸主”后，就要思量一下究竟對自然界做了什么?當前無論是哪個國家，快速城市化大發展和繁榮的背后，又為自己留下了什么后患;面對世界防災強國日本的不堪一擊，這除了說明自然界的偉力外，也要求我們用跨國界之思開展新的抗災能力的標準修訂與再研究，要思考在全世界范圍的聯合抗災。應特別要求聯合國極其相關組織，要有專門機構及專門會議研究并制定聯合國框架下的《世界減災公約》，全球在21世紀中長期對已經呈現非規律的巨災形勢應有新認知，并形成新平臺下的預測、預警、設防一體化體系。值得關注的是，2011年3月下旬，世界銀行發布了《自然災害，非自然災害：有效預防的經濟學》報告，它指出全球在目睹了日本巨災給人類帶來的悲慘后果后，各國專家應向世人發出警示，災害帶來的損失是災難性的，災害預防至關重要。事實上靠防災這種經驗，日本在巨災中拯救了許多生命。世界各國原則上都知道預防勝于治療，可往往鮮有作為，無論在我們個人生活、還是政府作為中，都是如此。按日本巨災的打擊，現在所顯示的傷亡人數是有限的，充分表明日本在長期的防災投入中有了真實的回報。
2.要評價城市減災“難癥”
由日本海嘯大災難的巨災想到人與自然，更該警示我們的是，從比較中發現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潛伏的巨大的尚不清晰的災情。2010年～2011年，聯合國確定的“國際減災日”的主題是：“建設具有抗災能力的城市：讓我們做好準備!”它集中反映了國際社會對城市防災減災局勢的關注度。我們之所以矚目日本“3·11”地震海嘯，不僅是因為它已造成驚人的重大人員傷亡及巨大財產損失，更在于它又為人類提供了一個地震海嘯襲城的典型個案。從立法到管理、從政府到公眾、從技術到裝備均居先的重災大國日本，在巨災下毀于一旦的慘況，再次說明災害預測、預警、預防的重要性，再一次說明面對現代災難需要有新觀念。據筆者調研，雖然中國“十一五”時期城市防災減災事業有所發展，但在理念與操作上，基本上還處于低水平，全國特大型城市的發展理念始終以國際化、超大型為目標，建設“世界城市”口號滿天飛，但往往忽視作為世界級大城市面對巨災的綜合應對能力的強化研究與評估。筆者以為，是不是該大膽設想，假如降低震級的大災降臨上海(如7級地震)，上海能有效應對嗎?城市管理的有效性及生命線系統安全運行有保障嗎?北京雖無海嘯、火山可能，但巨震之災歷史上就有(1679年平谷—三河8級地震、1730年頤和園附近6.5級地震等)，問題是這里不是在與日本諸大城市比照災級、災度的絕對值，而是必須聯想，在中國諸多社會、經濟、文化影響巨大的城市中，一旦有大災、巨災規模的事件發生，城市該如何確保應急狀態下的必要運行，這是中國城市化 “十二五”規劃至今尚難回答的發展理念和實踐的關鍵問題。
3.要學習日本媒體及公眾素養
日本“3·11”地震海嘯之災，讓國人充分看到了國外媒體先進、全面、快捷的報道及公眾訓練有素的狀態。當代災害及減災的跨國界，更因多元化的媒體使人們能在第一時間感受到他國的狀況。由于日本NHK的強大實力，以及我國央視的緊密跟蹤協調，使我們能及時把握災情“指揮”信息立體化，在第一時間聽到、看到、思考到。日本媒體的出色表現是該學習的，但筆者更以為，使媒體能有此作為的，源于日本自1961年《災害對策基本法》的貫徹，這里再談從電視媒體上的特別體會，對此盡管歐美媒體有一片斥責之聲。
在日本人面孔上很難找到驚恐。面對越來越多人員死亡、失蹤的報道，面對城市大停電、交通與通訊癱瘓的狀況，面對核電站泄漏與爆炸、受污染人數增加，面對房屋坍塌及失去家人及財產，面對整整東北三縣的毀滅性打擊，無論在機場和避難所，也無論是在東京還是在仙臺，筆者不僅敬佩那無數位媒體記者的敬業與英勇，也更難忘從老人和孩子臉上留下的些許淡定與自如。回眸幾年前我國汶川大災，電視畫面在第一時間及之后幾天所報道的，都是偉大抗震精神下的“人拉肩扛”感人的大無畏場景，但極少見到如此科學的、圖文并茂的災情動態實時科學解讀。從日本“3·11”大災的電視報道中，不僅讓世界及時領略日本首相的講演及決策，更從一幕幕驚濤駭浪的背景下，感受到整個國家在減災法律下一步步有序工作的進程。有一個場景記憶尤深：在余震不斷的第一天，日本高速公路修復人員在震后至多兩小時已到達災損破壞地點，測繪地形，記錄災情，這不僅體現了極強的信息意識，更體現落實了的巨災下各方機構主動應急處置的職業道德及規范化行動。
